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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一封写给中国人的浪漫“情书”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今明月终照我 相逢有缘与长安

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国人心中也构想着不同的李白。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游子,是“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鲜衣少年,亦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的酒后诗仙,每一句都能勾勒出这位盛唐传奇人物的剪影。因此,想讲好李白的故事,并不容易。

最近上映的国产动漫《长安三万里》的火爆出圈,似乎成功地做到了。不同以往主人公式的讲述方式,这部电影以大唐边塞诗人高适的视角,用旁观者力求客观的身份,追忆式地铺开他与李白跨越数十年的友谊与交往,为观众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立体鲜活的文人形象。但是,电影想表现的绝非单单是诗人的生平经历,在168分钟的时间里,时代洪流与个人命运的交织,大唐诗史和想象建构的结合,万里诗卷和独属中国人浪漫情怀的碰撞,跃然于屏幕,在每一位观影者心中埋下一粒“长安”的种子。

“身在盛世,你我当为大鹏”

随着剧情的展开,李白、孟浩然、高适、王维等诗人与观众逐一相遇,在人物特征定位方面,影片没有刻意塑造大众印象中李白的潇洒不羁、王维的帅气才情、高适的豪放英勇,而是在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沉浮中,展现几位诗人几经波折的不同命运走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华彩,也有不同的遭际——年少高适的怀才不遇,李白在入世和出世中的纠结愤懑,暮年孟浩然的潦草收场,他们绣口吐出的不仅是半个盛唐,也是各自跌宕起伏的一生。

不同的选择,导向不同的人生之路。电影中,高适曾对李白讲,“你是谪仙人,要回天上;我是世间人,我在世间盘桓”。这注定了二人相行渐远的人生历程,他们都在时代与自我之间做出抉择。但岁月蹉跎,几经沧桑,变的是时代洪流,不变的是他们心中立于天地间的傲然与豪情。

而千年之后,当我们透过电影看到这些诗人的传奇故事、命运起伏,感受古人在时代转折下的无奈与迷茫,所体悟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爱恨与离愁,还有人生处处是选择的感同身受。

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诗中人。电影结尾,李白在下江陵的途中,伴随着两岸猿声,高吟“轻舟已过万重山”,道出的是其被赦免后对人生几经波澜的感慨与释怀,也是千万普通人走出艰难困境后的豁然开朗。在此层面,诗词的意义就不只在于其字句优美流畅,而在于它经过时光沉淀、跨越时空距离,在不经意间与我们每个人产生共鸣,并与之共情。

也许人生总会充满不如意。纵使李白才情如此也坎坷多舛,但他仍能写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言壮语;尽管高适直至迟暮才得以施展抱负,但他仍以“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坚定磨练自我。不论古今,我们终归会在现实与理想间踌躇不定,但身在盛世,心中的“锦绣”必然有脱口而出的一天。

虚实结合,于细微之处还原唐代历史

影视作品为求创新灵动,往往无法完全避免其有悖史实之处。尽管《长安三万里》在零星细节的处理上有不符合李白等人创作实际背景的地方,但无论从审美、典故、历史背景上已力求真实还原。在将基于史实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和想象建构的浪漫主义色彩结合的同时,影片多处埋下细微的历史伏笔,展现了创作团队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创作素养。

在人物造型上,中老年李白的建模大体遵照《唐名臣像册》中的李白相,而在船上纵情歌舞的舞姬婉罗姑娘脸上的桃花妆则借鉴了《簪花仕女图》中的唐代妆容。瓜子形的黛画短眉,眉间饰以花形点缀,展示出唐代中晚期妇女审美的流行趋向。

在剧情设计上,岐王府设宴颇具看点。席间,王维与李龟年的相遇其实暗指王维曾作诗《江上赠李龟年》(即其著名诗篇《相思》),以表对友人的怀念之情。而少年杜甫的出现也是《江南逢李龟年》中“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的典故借用。实际上,杜甫写这首诗时已是安史之乱之后,岐王府昔日繁华不见。此时二人在江南的落魄重逢,也是世道衰落、时代沧桑的追忆。

而多次在镜头中出现的高适翻阅的那本《河岳英灵集》,是唐玄宗时期殷璠编选的诗人选本,其中汇集了当时24位诗人的234首诗歌(今存228首),电影中出现的李白、王维、王昌龄等人的诗词均收录其中。而最后高适的小侍从问集子中为何没有杜甫的诗句,也暗指杜甫在世时都没有等来他名冠天下的时刻。但高适一句“将来别的集子里会收的”,也给了杜甫一个迟到的辉煌与认可。

在有限的篇幅中,影片还是较完美地呈现了基本遵循史实的主要事件,在不破坏真实性的情况下,又以戏剧性的人物塑造和艺术感、科技感十足的画面制作,发挥想象,将历史人物以影像化和立体声的形式表达出来,将厚重历史与趣味演绎相结合。

因此,国产动漫要拍的是中国人,是中国文化,是中国审美,也是延绵千年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自信。

《长安三万里》:一封写给中国人的浪漫“情书”

“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

影片还有一个关键要素:长安。然而全片长安城真正出现的镜头并不多。相较而言,水草丰美的江夏,温柔婉约的扬州,金戈铁马的边塞,唐代万里山河的画卷跟随诗人的脚步徐徐铺开。乍一看,影片的标题似乎并不切合主题;而实际上,《长安三万里》以独有的浪漫方式,赠予了诗歌、盛唐乃至中华民族一封“情书”。

长安代表着一种意向,一种精神。无论诗人家在何方、漂泊何处,都向往敲开通往长安的大门——那是通往自我抱负实现的阶梯,也是通往安放理想和远方的归属。带着这样的精神,长安就在三万里之外。青年时的高适、壮年的李白都曾踏往长安之路追逐仕途,但他们真正建功立业、写下万古流芳诗句的地点都不在长安。

长安,不再是一个地名、一个时代,它回荡着一个盛世的气运,寄托了一种自由、奔放、激昂,勇于追求梦想、永不言弃的民族精神,构成中华民族古老活力的源头,是我们文明的脉搏,也是你我心中的长安。

电影最后,“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即使长安在中晚唐经历了安史之乱、天子九迁等变数与浩劫,但诗歌仍然流传下来,真正让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核心是中华文化。文化在,中华就在。只要我们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力量,盛世“长安”就会一直谱写新的华章。带着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处处皆是“长安”。

的确,今人不见古时月,但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今明月终照我,相逢有缘与长安。

《长安三万里》带火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这些耳熟能详的诗人和他们的诗句,还带动了影视作品对具有中华历史底蕴、中华传统文化色彩内容的再创造,带动了教科书式的平面历史一跃成为大众史学广为传播和接受的教育互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让中国历史上的闪光人物真正走进年轻人心中,成为他们热爱和追捧的“超级英雄”。

在这个意义上,《长安三万里》只是一个开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鹏将飞向更远的天空。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7月18日。作者:吉嘉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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